大千经济
本文节选自滕泰，朱的《深度转型:大分化时代中国该做什么》。
2021年底，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重压力，定调稳增长以来，中国学界出现了诸多建议，大多仍建议稳投资。
例如，余永定先生认为:
保持一定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手段，
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可以由政府控制，
在经济持续低迷，预期不振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主要依靠基建投资，
基础设施绝不仅限于铁公交等旧的基础设施，还包括新的基础设施和一系列软公共产品的提供，
李扬先生也发表文章支持扩大投资和稳增长，认为我们必须明确，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去，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投资驱动的。
后基建时代，稳增长真的能靠投资吗。
一是投资贡献下降，稳定投资不可持续。
面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政府主要依靠扩大投资来稳定增长，中国面临需求萎缩的巨大压力2020年人为扩大投资的结果是，当年投资对经济的贡献迅速扩大到80%以上，但2021年，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下降到20%以下第四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
2009年，中国通过扩大投资实现了稳定增长导致2010年后经济增速连续10年下滑2020年人为扩大投资稳增长的结果在2021年下半年已经显现靠扩大投资的稳增长缺乏可持续性，留下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房地产问题，大部分特色小镇空城化等诸多隐患
事实上，扩大投资曾经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但是，在消费占GDP比重超过三分之二的新的历史阶段，如果我们只擅长扩大投资，只擅长以报项目，批项目，上项目为基础的投资驱动体制，而不重视，不擅长，不愿意扩大消费，那么，曾经的制度优势将成为我们在未来全球竞争中的决策劣势
虽然新增基建很重要，但每年几千亿，一万亿的体量，并不能真正在中国每年五六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中独占鳌头而且大数据中心，5G，软件投资等新型基础设施大多不是政府决定的，而是由企业和风险投资主导的商业项目，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去，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投资驱动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总的来说，中国投资很难像过去10年，20年那样拉动GDP增长超过50%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8年为43.2%，2019年为31.7%，2020年为81.5%，2021年为13.7%
如果排除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消费负增长，投资贡献被动增加的特殊性，可以看到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年明显下降，而且每年的下降幅度非常大过去中国经济确实是投资驱动的，但现在已经不是投资驱动了，以后也不会是
第二，在后基建时代，投资下降不是短期或周期性因素。
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确实造成了投资的快速下滑但是，造成中国投资增速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周期性和短期性因素，还是长期性和结构性因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实际上正在成为过去，人口城市化的放缓大大降低了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经过多年建设，国内机场，公路，铁路供给相对完善，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后基建时代
后基建时代，从基建项目来看，各地并没有大量的投资需求，从中央和地方财政来看，都存在巨大的债务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基建投资增速的下降，很可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在后基建时代，如果中国继续人为扩大投资，不一定能形成生产能力或真正的公共服务能力，还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中国的房地产投资也在2021年下半年收缩原因多为中长期因素，如人口城镇化放缓，居民收入增速下降，房地产金融去杠杆，购房投机投资需求减少等房价方面，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有三分之一的房价绝对价格在下跌，剩余三分之二的成交量也明显萎缩更重要的是，在2021年，许多城市，如北京，杭州，广州等有很大比例的土地拍卖，这表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速度在最近两年可能会大幅下降
这不仅是短期债务问题的影响，而是房地产黄金时代的结束。
受多种因素影响，就连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增速也较前几年的两位数大幅下降。
2020年3月疫情严重时，张志远君仍然支持投资稳增长，认为消费是内生变量为什么两年后张志远君对投资驱动的看法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答案来自实践研究。
张志远君表示，最近听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政府官员说，最近几年对未来经济增速的预测普遍存在混乱，因为基建投资无论如何都上不去，所以从支出端，尤其是从基建投资规模的角度来衡量GDP增速，确实是不行的在一些特大城市，不仅基础设施投资，产业规划项目和旧区拆迁改造的高峰期也过去了，可安排的投资和大型项目并不多
张军先生了解到的是一个普遍现象，与我们的调查基本一致:各地普遍反映，有稳定市场回报的基建项目越来越少，特别是前几年推行PPP方式后，对当地可行的项目进行梳理和挖掘即使有资金支持，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在短时间内提供大量可用于基建投资的项目很多地方政府都在想尽办法研究编制项目，其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张志远君和我们的一线研究结果清楚地解释了基础设施投资下降的本质原因2021年中央其实有3万多亿的专项债务安排用于投资，但地方项目没有那么多怎么可能是投资驱动
总之，投资很重要，但如果无视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规律，永久性扩张，就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第三，稳定消费和稳定投资的认知差异
面对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我国经济决策部门习惯性地将稳投资作为首选，与此同时，面对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向中低收入者发钱的稳定消费政策。
面对经济增速下行，为什么中国政府更倾向于稳投资而不是稳消费。
首先，从决策的理念上来说，我国一些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观念，认为投资项目只有形成了才能看得见，摸得着稳定投入既方便考核，又体现政绩，既形成短期需求，又形成长期供给
其次，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反向调整的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大多围绕投资展开，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决策和执行机制比如，从中央决策部门到发展战略与规划司，固定资产投资司，基础设施发展司，财政部预算司，发改委经济建设司，再到地方经济部门和专业干部队伍，围绕项目选择，项目申报，项目审批，有一套成熟的决策机制和执行团队
在这样的决策理念和决策体系下，以投资项目为核心的稳增长方案，不仅可以在中央层面无障碍决策，轻松通过，而且有执行机制和财力保障。
正因为如此，各级每年数万亿元的预算资金，地方专项债券和地方土地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扩大投资。
假设有这样一个提议:向月收入只有1000元的6亿中低收入者发行6万亿元特别国债，平均每人1万元，三口之家3万元，五口之家5万元，以刺激消费，稳定增长。
在决策层面，显然观念的影响太大，不符合传统的决策思路，在执行层面，NDRC和财政部似乎没有像消费者部和居民收入促进部这样的执行机构。
历史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长期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导致生活资料短缺，经济增长结构严重失衡现在我们受旧观念，体制惯性，决策惯性的影响，在经历了投资驱动的特定阶段后，还想继续依靠房地产，基建投资来稳增长
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很可能加剧增长动力结构的不平衡，降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削弱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65%，基础设施比较完备的背景下，只有最终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是真正可持续的。
但中国不少学者认为，把钱给消费者并不能带来持久的正面影响，要么沉淀，浪费水，要么一次消费完，人为刺激消费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影响和效果不好评估。
这种观念显然是错误的在新的发展阶段，那些不能形成最终消费或实际供给，而是呕心沥血补上的投资项目，就是所谓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资金进入居民手中形成最终消费，不仅是浪费水，也是乘数效应的开始:在大家都很熟悉的萧条小镇案例中，一个旅行者拿了100块钱住酒店，店主把赚到的100块钱交给屠夫买猪肉，屠夫用赚到的100块钱理发，理发师用这100块钱买衣服萧条小镇又复活了
因此，消费的恢复可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第四，如何稳定消费。
消费不完全是经济的内生变量，但和投资一样，可以受到政策手段和经济杠杆的影响从传导机制来看，促进消费复苏的途径有很多，如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地方政府考核机制的改变，降低居民储蓄率，促进股市慢牛和长牛，稳定旧消费，刺激新消费等等
稳定就业是增加居民收入的最重要途径，因此稳定就业，创造就业机会和支持创业应被视为增加居民收入的最重要的长期政策。
考虑到中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不能简单否定各地发放消费券的做法，而应该由中央统一向全国中低收入消费者发放消费券或补贴。
股市的慢牛和长牛还可以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从而大大促进居民的消费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迅速崛起的疯牛不仅无助于消费增长，而且一旦崩溃，还会产生负财富效应打击消费因此，保持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对于不断扩大消费也具有重要意义
最近几年来，中小企业和个体户收入增速明显回落因此，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减税降费政策对增加个体户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保障和收入预期是影响居民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改善居民的消费倾向，应该继续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机制来引导预期
一般情况下，利率的变化与消费负相关利率越高，越有利于增加储蓄倾向，降低消费倾向利率越低，越有利于降低储蓄倾向，增加消费倾向所以降息一直是各国用来稳定消费的常规政策面对疫情影响，中国降息幅度远小于欧美即使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稳增长目标后，降息力度也远远不够
由于储蓄利率较高，即使居民收入增速持续下滑，中国居民储蓄仍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储蓄倾向的增加意味着居民消费倾向的降低我们可以考虑大幅降息，必要时将利率降至零，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储蓄倾向，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从不同类型的消费传导机制来看，需要区分旧消费和新消费的不同消费弹性由于旧消费的刚性需求和低需求弹性，旧消费的恢复重在增加居民收入，降息等宏观政策，以及疫情发生后的正常人流，货流
以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消费不仅符合未来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具有较大的需求弹性和消费乘数效应，应该成为扩大消费的重点
5.后基建时代如何稳定投资。
当然，投资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短期稳定增长非常重要在不脱离实际需求和政府财力的前提下，无论是传统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还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都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但在后基建时代，稳投资必然以企业和市场化投资为主，其具体方式应该与基建时代不同。复旦大学张志远君的观点值得关注:
在基建投资高峰已经过去的时代，政府需要脱离过去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或者至少改变很多做法。
如果不再能够依靠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来推动GDP增长，那么被安排的政府将不再是增长的保障，政府的角色应该转变为市场和市场主体的维护者。
政府的主要工作应该是确保创新，让创业活动更容易，更自由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政府来规划和选择大项目，通过配套的项目和资金来形成当年的GDP增长
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巡视员魏加宁也认为:投资靠改革，不是靠刺激这不仅与张志远君的观点相似，也与我的新供给经济学命题相一致:投资仍取决于企业市场主体，政府稳定投资的努力方向应该是深化简政放权，加强监管，改善服务和营商环境改革，大力降低税费，全面放松供给约束
决策理念和执行体系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无论是大量的消费补贴，还是大幅降息等措施实现稳增长，都需要解放思想，转变决策理念
尽快把政策资源和重点充分转移到稳定消费的有效措施上来，适当扩大投资也是应该的只有消费和投资增速同时回升，才能帮助内需全面扩大，形成国内大周期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周期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中国经济才能行稳致远
内容:从中国经济增长下行趋势和以美国高通胀为代表的东西方经济严重分化入手，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如何被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放大，以及全球通胀和衰退，经济抬头和增长失衡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影响，进而提出中国决策理念转变，政策机制转变，改革逻辑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变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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